近代“四个半”蹈海殉国湖南人中的娄底先烈

　　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有“四个半”湖南人选择了与三闾大夫抱石沉江同出一辙的方式殉国。

　　这“四个半””湖南人是谁?分别是陈天华、姚宏业、杨毓麟、陈天听和邹永成。

　　前四位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，也是实实在在的同盟会会员，陈天听是福州人，因父亲在湖南为官，随父来湘，被湖南官费派遣去日本留学，姑且称为“半个”湖南人。

　　1905年12月8日，新化人陈天华在东京大赤海湾蹈海殉国，年仅31岁。

　　1906年3月27日，益阳人姚宏业在上海黄埔江边恭迎陈天华灵柩时跳江殉国，年仅25岁，与陈天华合葬在长沙岳麓山上。

　　1907年4月21日，福州人陈天听从船上跳海殉国，年仅35岁。

　　1911年8月5日，长沙人杨毓麟在英国利物浦蹈海殉国，年仅39岁，安葬于利物浦墓园。

　　1913年4月20日，31岁的新化人邹永成在上海跳江，被人救起，1955年去世。

　　从汨罗江畔屈原抱石沉江的千年悲怆，到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烽火岁月，湖南人“舍生取义”的精神基因从未断绝。

　　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洪流中，有“四个半”湖南人蹈海殉国，以生命为炬照亮民众的觉醒之路。

　　第一个以死警醒同胞的陈天华、最后一个试图以死明志的邹永成，皆来自湘中腹地娄底新化，蹈海殉国时都是31岁。

　　在这片浸润着蚩尤尚武精神、承载着梅山文化风骨的土地上，孕育出了两位震撼时代的仁人志士，也见证了湖湘儿女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家国担当。

　　娄底新化，自古便是梅山文化的核心发源地，“民风剽悍、重义轻生”的特质刻在当地人的骨子里。

　　明清时期，新化人凭拳脚在汉口宝庆码头“称雄百余年”，梅山武术的刚劲与“宁折不弯”的气节，早已融入世代相传的血脉。

　　1905年12月8日，31岁的新化人陈天华在东京大赤海湾蹈海自尽，留下《猛回头》《警世钟》两部振聋发聩的著作，字字泣血唤醒国人。

　　这位从梅山深处走出的青年，自幼受湖湘文化熏陶，目睹甲午战败、列强瓜分中国的惨状，始终怀揣“以死殉国、警醒同胞”的信念。

　　他在绝命书中写道：“欲吾同胞之醒也，故不惜以身投海，为天下倡”，其刚烈之举，将新化人宁可玉碎，不为瓦全的血性淋漓尽致的展现。

　　鲜为人知的是1913年4月20日，新化又有一位志士邹永成在留下“共和成梦我归天”的绝命诗后跳入黄浦江。

　　虽被救起，但其舍生取义之志已昭然若揭。

　　邹永成出身新化学术世家，曾祖父邹汉勋是与左宗棠、魏源齐名的学者，却在太平天国战乱中投笔从戎，与江忠源一同战死庐州。

　　伯父邹代钧是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创始人，满门忠烈，一脉相承，这种家国一体的情怀，正是湘中文化的精髓。

　　邹永成1904年加入华兴会，次年成为同盟会员，他为革命奔走四方：抵押田产筹款、在宝庆开设秘密联络点、参与策划武昌起义，亲手光复了家乡新化与宝庆府城。

　　1913年，宋教仁遇刺，共和梦碎，31岁的邹永成写下“轰轰革命十余年，驱逐胡虏着祖鞭。不料猿猴筋斗出，共和成梦我归天”的绝命诗，纵身跃入黄浦江。

　　虽被救起，但其“以死明志”的决绝，与陈天华如出一辙。

　　在“四个半”湖南蹈海殉国的仁人志士中，益阳姚宏业、长沙杨毓麟与“半个湖南人”的陈天听，同样以热血诠释湖湘精神，但陈天华与邹永成的新化印记和“不怕死”的血性，更显湘中地域文化的独特力量。

　　陈天华蹈海后，姚宏业为恭迎其灵柩，于1906年在上海黄浦江殉国，时年25岁。

　　两位志士最终合葬岳麓山，成为湖湘精神的不朽象征。

　　杨毓麟1911年在英国利物浦蹈海，以死抗议列强侵略;陈天听是福州人，因父亲在湖南为官，随父来湘，被湖南官费派遣去日本留学，姑且称为“半个”湖南人。

　　陈天听1907年归国途中感于国事，高呼“中国竟无人耶”后跳海，其诗词中“岛郡当年百战场，忍教拱手据金汤”的悲愤，与新化烈士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。

　　陈天华与邹永成两位新化志士，在近代中国的觉醒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　　他们的蹈海不是怯懦的逃避，而是以最激烈的方式唤醒同胞，其行为本身就是对“敢为天下先”的湖湘精神的最佳注解。

　　娄底这片热土孕育的不仅是壮烈的殉国者，更是一种不屈的精神基因，这种血性与担当是娄底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　　范如虹：《武术世界》杂志总编辑 湖南省武术协会武术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